在民初革命派与北洋派的矛盾斗争中，虽然不少革命党人富于革命理想，却缺乏实际的政治历练，对政治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尤其是对北洋派和袁世凯独揽国家权力的图谋缺乏应有的警觉。他们中的不少人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喜悦之中，主张以统一、和平、建设为本，对于如何保有革命成果、不使其落入袁世凯及北洋派手中并无认识；其中还有不少人见利忘义，从其个人利益出发，有意无意之间迎合袁世凯的主张，成为袁可以运用的工具，尤其表现在党派关系和国会运作方面。革命派的主要领导人，在民国成立后，多数表现为谦谦君子之风，或远离政治，主张实业建设，或投身议会，从事宪政活动，虽人格无亏，却于实际政治无补，远不能与袁世凯这样老谋深算的军事强人较量，也使革命派在与北洋派的矛盾斗争中缺少坚强有力、深谋远虑的领导核心。
革命派众望所归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对民国成立后的形势是这样表述的：“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因此，他自临时大总统任上解职后，即开始游历国内各省，并在所到之处发表演说谈话，表达其政治见解，尤以“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作为自己的“宗旨”与“素志”。对于如何实行民生主义，他认为应自“平均地权”入手，实行土地国有，照价收税，涨价归公；同时注重发展实业，尤应注重发展铁路事业，因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重要。建筑铁道，应先以干路为重要。”因此提出10年修筑10万公里铁路及南、中、北三大铁路干线的宏大计划。为此，孙中山身体力行，于1912年10月在上海创设中国铁路总公司，满怀信心实现其修路理想。革命派另一主要领导人黄兴虽然在临时政府北迁后出任南京留守，掌握着数十万武装，保持着此后与袁世凯较量之一定实力，但他却认为：“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统一政府既经成立，断不可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之机关，以破国家统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内忧因以乘隙而起”。因此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匆匆裁撤了南方数十万军队，然后坚决要求辞职。1912年5月31日，袁世凯乘势下令裁撤南京留守府，革命派由此失去了可与袁抗争的一个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