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和周遭与个体使命之间的悲剧性的矛盾关系以及主体对此的清楚意识均属可能，这一事实表明前二者与后者差异极大。因为，不是在某个人、某个民族等仅仅偶然的现实与使命相悖之时，而是在使命与命运本身相互冲突和斗争之时，以及在今后的生活可能性的已经自我形成的活动空间似乎拒绝接受已被认识的使命之时，那种矛盾才成为在卓越的词义上悲剧性的。当我们发现，人们和民族受其命运本身的驱使违其使命而行之，当我们发现，人们不仅不“切合”其偶然的暂时的周遭内涵，而且已经不切合那种周遭结构——这将在原则上迫使他们选择更新的结构类似的周遭——那种悲剧性的关系就已经产生了。这些不和谐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获得解答，是有待于我们讨论的问题，它将与专门决定命运的强力在我们心中解体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题目同时提出。
但我们首先要更准确地探讨合意的爱之秩序的形式，以及人的精神怎样掌握爱之秩序，或怎样发现自己与它相关的方式。因为，只有在我们对此形成了特殊而清晰的理念之后，才可能按照一定的基本模式整顿爱的秩序之迷乱，并且解释其起源，这正是这篇论文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