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各异的生命活动，其形式和方向在现实中不断发展，涌向一种浩瀚的大全（All），犹如勇敢地朝地理学家尚未知晓的大海驶去的海员和探险家；大全紧紧地拥绕着“自然”（由时、空和机械因果性决定的、具有种种不同现象的整体性意义上的“自然”），犹如可“预感到的”存在紧紧拥绕着我们眼睛的视界。只有当生命活动凝滞，环境靠新的器官形成再无法获得真正的扩展时，才会靠工具去“适应”，而这一适应也才有意义。在上述两种情形中，其观点源于相对已死者对充满生机者的怨恨，它想从一开始起就把生命局限于生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给自己划出的界线之内，把器官生成理解为“适应”“环境”（基于器官生成和生命活动的多少处于持久的停滞状态的环境）。人使用自己的工具去适应环境；环境事实上不过是人的生命组织在大全这一整体中给自己选定的一个角落，环境并不是把人和一切生物都同样地围住，而人和一切生物都去“适应”的整体。
受怨恨支配的现代世界观将事情颠倒了。正如一切感到生活压抑的思想那样，现代世界观谋求贬抑（à baisse），竭力像理解死物那样去理解所有的活物，把生命干脆理解为一种机械的世界进程中的偶然事变，把生命组织理解为对一种凝固了的死的环境的偶然适应：像理解眼镜、铲子、工具一样理解眼睛、人手和器官！机械文明只是相凝滞的生命活动的一个结果，因而是代替缺少的器官生成的代用品。毫不奇怪，在机械文明中，现代世界观反过来只盯着生命活动的发展、延续、胜利，只在其无限的“进步”中看到一切生命活动的真正“目标”，只在计算型理智的无限的培训中看到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