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成德的晚期历史，渡边孝先生曾有过相当精湛的分析。他认为，以节帅—军将为权力构造主体的成德在晚期，除了军将对节帅的忠顺之情愈益强烈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就是文质倾向弥漫在整个成德，渗透到了作为成德主干的将帅阶层中。曾因拥有精锐马军而“善野战”[66]的成德镇，到晚期逐渐变成了“长于守城，列阵野战，素非便习”[67]的步兵主导型藩镇。而吏化军职的出现也意味着诸将层逐渐显现出官僚性格的倾向。最引人注目的是，成德节帅与大批将领沉醉于佛、道信仰之中，并且当唐末动乱、诸镇相弊于战争之际，唯“赵独安，乐王氏之无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带，务夸侈为嬉游”[68]。正像渡边孝所概括的，这个浸染着如此成熟文化风气的成德，的确很难与曾经的那个从李宝臣到王庭凑时代的成德相提并论了。[69]
成德气质的转变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的变化是时代风气影响整个河朔地区的一个缩影，只是与魏博、幽州相比，成德的文化气质无疑更高。因此我们很难再视这样的河朔为一个“风俗犷戾，过于蛮貊”[70]的地区。不过，从军政结构的角度而言，成德的权力构造却一直是比较稳定而没有改变的，这就是渡边孝的研究所指出的，成德始终是一个以将校集团为中心的政权。而这种特点其实是自初代节帅李宝臣时代就已奠定，并且直接承袭自安史集团的。或许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讲，自安史之乱结束后，最为充分地继承安史遗产的成德，从来就没有试图打破这一结构。纵然有李宝臣的杀将、联姻等举措，但体制本身并没有遭到破坏。因此，虽然将领的身份在变，气质也在变，甚至其所率领的军队特质也随着环境等因素发生变化，但诸将层在当镇的地位却始终没有动摇，其始终是成德的权力主干。对于李宝臣父子而言，虽然他们以联姻、杀将这些不同于安、史父子的举措来控制手下宿将并没有取得成功，但进入王氏时代以后，成德却通过与手下将领更为平易的相处，保证其世袭等重要地位，同时辅之以唐廷和邻镇方面的支持，换来了当镇长期稳定的局面与节帅位置的世袭继任。通过节帅与诸将层的长期合作，一种更为广义的“家镇”模式在成德得到了确立，并且也借此较为顺利地解决了将领对节帅的威胁这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