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传统科技的总结与西方文化的汲取
明代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明中期以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促使科学技术走出长期沉寂的困境，迎来新的发展，进入传统科技的成熟阶段。
明后期的科学家，还注意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他们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进行比较之后，注意到它们的一些长处。如宋应星即注意到西方的冶炼技术的先进性，说：“凡焊铁之法，西洋诸国别有奇药。中华小焊用白铜末，大焊则竭力挥锤而强合之。历岁之久，终不可坚。故大炮西番有锻成者，中国则惟事冶铸也。”[57]徐光启更注意到西方科学的方法论意义，指出西方的科学使用“因既明推其未明”[58]的方法即亚里士多德的从已知的大前提（“既明”）出发演绎证明出一定结论（“未明”）的演绎法，故“彼士立论宗旨唯尚理之所据”，能达到无疑之真理，使人读后“了无一语可疑”；而中国传统的科学如数学却缺乏理论基础（系统化、公理化），“不能推明其所以然之故”[59]。李之藻也指出，西方传教士“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凡此十四事者，臣观前此天文、历志诸书，皆未论及。或有依稀揣度，颇与相近，然亦初无一定之见。惟是诸臣（指传教士）能备论之，不徒论其度数而已，又能论其所以然之理”[60]。在看到西方自然科学的先进性之后，他们主张以开放性的心态，虚心向人家学习，取他人之长来补自己之短，认为“西法不妨于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从而做到“会通归一”[61]，“并蓄兼收”[62]，“藉异己之物，以激发本来之真性”，进而取得“终实相生”的创造性成果。[63]因此，他们都积极学习、传播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方以智“尝因悉昙泰西，两会通之”[64]。在《物理小识》中，他讲风则引述西方风力说，讲水引述艾儒略的水力说，讲交通又引用利玛窦的船舶制造说。李之藻与利玛窦编译《同文算指》，其“前编”取自克拉维斯的《实用算术概论》，“通编”则收入程大位《算法统宗》中的一些难题和徐光启的《勾股义》等，以体现其“会通一二”[65]、融合中西的意图。李之藻还从利玛窦译出《圜容较义》，并与传教士傅汎际合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名理探》，以图引进西方“步步推明”的逻辑方法，促使中国的科学向形式化、公理化、系统化的方向迈进。惜该书为未竟之作，且深奥难懂，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王徵与传教士邓玉函合作选译《远西奇器图说》，并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新制诸器图说》。徐光启更出于“欲求超胜，必须会通”[66]的主张，不仅从利玛窦译出《几何原本》，引进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在农田水利方面译出《泰西水法》，在军事方面请汤若望帮助铸造火器，而且在主持修历的过程中，大量引进西方天文仪器和星象图表，进行中西合璧的改造，并引进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宇宙体系和西方天文学的地球经纬度概念与测定方法、视差和蒙气差计算与改正方法、世界通用的360度制、24小时96刻制和60进位制、日月五星远近距离以及历法测算中的数学理论等，最后修成一部“熔西人之精算，入大统之型模”[67]的《崇祯历书》，推进了中国天文历法之发展。就是在这批学者的推动之下，一个学习西方近代先进文化的热潮在中国的大地上迅速掀起，一批西方的科学论著相继译成中文，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