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文化心理结构分析。萧红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以五四新文化和西方文化为主，虽然萧红也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但是对她影响不大。中学时期，萧红阅读鲁迅、茅盾、郁达夫、冰心、徐志摩等人的作品，而后来更受到鲁迅的影响。她不仅是在“表现的深切”如国民性思想的批判性上学习鲁迅，在“格式的特别”上也潜移默化地受到鲁迅的熏陶。鲁迅《秋夜》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个最具陌生化和审美意味的句子被萧红在《呼兰河传》中转化成这样的表述方式：“那终年有病的老太太的祖母，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赶车的，二儿子也是赶车的。”可见鲁迅影响之深。萧红的跨文体写作尤其受到鲁迅《伤逝》《故乡》等文本影响。五四时期文学带有青春期的诗性特征，和萧红的内在气质比较吻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她选择了屠格涅夫“纯粹的艺术的描写”[35]，而不想写得像“契诃夫那样”。
萧红的文学创作不是依赖丰富的学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多的是女性对人生的敏感，所以，在她的心理结构中没有束缚，没有框框，随意而为，随性而动，正如伍尔夫所言：“女性的风格就是自由的风格。”她的创作是靠灵性、灵气支撑的，当然还有对创作的宗教般的执着与大胆探索。胡风在萧军面前夸萧红：“你肯能写得比她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你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感受和天才在创作。”[36]回忆方式和童年视角是天才感觉的完美选择。回忆性叙事带有抒情性色彩，童年视角具有随意性和非逻辑性特征，它们在诗性与灵性的结合中成功创造了萧红的跨文体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