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试图提出准则的重大时刻。著名的“四项自由”便是一个倡导性的人类准则表。它们是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摆脱贫困的自由和摆脱恐惧的自由。［11］不难看出，我们在这里努力使理性的爱（逻各斯—阿伽派）具体化；每一种自由都是对人格的合理尊重的一种表达。每个人都应当有说话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按他的良心的启示去崇拜（或不崇拜）；每个人的基本需要都应当得到保障；每个人都应当免除被抢劫与被侵犯的恐惧。这确实是一套正确的理想，但尚未实现，哪怕它被印在一分钱的邮票上。这些作为倡导性的目标的自由，以及以此作为每一个人、每一社会生活准则的世界，二者之间的差别生动地揭示了理想的准则与实际的价值之间的巨大鸿沟。它同样也指明了宗教的和世俗的教育者应当承担的理智的任务与实际的任务；对各地的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公民来说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