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一如1928年，一种稳健的方法似乎占了上风。纯粹主义应用到了有用的领域，而自由放任政策允许日常语言自然而然地逐渐发展。但鼓吹激进纯粹主义的人仍伺机而动，只要出现机会就兴风作浪。等到1938年，凯末尔去世，他们抓住了时机。他们一边说自己只想继续推进伟人的工作，一边着手净化之前仿佛从来没净化过的语言。他们引进新单词的速度或许比混乱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慢一些，但这一回他们努力的时间足够长（包括4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并在60年代又来了一回），弥补了速度慢的“缺点”。对报纸用词的统计分析证明，语言纯粹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纯正”土耳其词汇的比例从1931年的35%提升到了1965年的61%。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奥斯曼”语单词的总比例从59%降至31%。“其他”来源（主要是法语、希腊语和晚近的英语）的词汇排在最后，在4%～8%之间波动。这些数字所掩盖的事实是，许多土耳其语词汇改变了（有时是暂时的改变，有时则改变了不止一次）原来的意思。
土耳其语的这种转变，也让很多土耳其人感到不满。一些人是保守主义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遭到了玷污。更多的人是因为他们的语言敏感性受到伤害，而且这很容易引起共鸣。不可否认，纯粹主义者大幅超越了他们最初的目标，即最大限度地缩小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之间的差异。如果他们做得足够专业和优雅，哪怕做到一半也能够为人接受，可惜他们并没有。谁能指望几年前胡编乱造虚假词源的人（或者，就像杰弗里·刘易斯所说的“能在公开场合毫不脸红地说这些胡话的人”）具备专业知识和优雅风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