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型舆论喜欢依附性的修辞，科学领域的新发现要献给国王，以心照不宣、虚假的逢迎向他致敬。1749年8月，一份法国地图的作者希望以此巩固国王和臣民事业的联合；1772年，狄德罗在《环球游记》中声明这是献给国王的，尽管内容是批判风俗的堕落。[420]报刊中时常有赞扬国王的文章，言不由衷，1749年8月，《法国信使报》刊登《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的比较》：“在国王的心里，有多少对忠实的人民的爱啊！”[421]各地科学院处处有国王的影子，1747年，昂热皇家科学院（Académie Royale d’Angers）发起征文比赛，主题是科学与艺术的进展得益于国王的保护。[422]独断的权威会限制自由思考，公开出版物缩头缩脑，绝无勇敢者的仪态，现代精神难以培育，这是集权社会的权力美学，它将艺术写作赋予政治含义，在日常生活里塑造上下统一、欣欣向荣的景象。
根据哈贝马斯所说，风格相对宽松的是沙龙，其中有现代交往规则，却不是现代话语空间。那时有一个潮流，科学院院士、检察官、资产阶级、贵族、大小金融家的夫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沙龙。[423]这些沙龙塑造主流思想风格，对既有权力体系有所指责，又离不开它的保护。莫尔莱记录了沙龙聚会的情景：达朗贝尔、雷纳尔、爱尔维修等人到若弗兰夫人家用餐，之后到杜依勒宫找朋友，获取宫廷的消息，然后在一棵大树下高谈阔论，抨击政府，“无拘无束，像呼吸空气那样自由”[424]。这样的交谈流传于不受权力监视的私人话语世界，即使有尖锐的批判，受权力谴责时仍有通融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