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工作又进入一般状态：做实验，收集资料，总之没有更大的进展。阿利别尔特感到需要新的思路，而这正是他和他的助手们所缺乏的。
对父亲他没有更多的表示。很明显，父亲对他们所进行的工作以自己的方式表示某种消极的对抗。他不仅对儿子所从事的研究不感兴趣，而且每当儿子想问他些什么问题时，他总是象猜到他的心思似的，不是把话题扯开，便是打发他离开书房。
这是真消极对抗，因为父亲却乐意接待各种反对战争组织的个人和团体。
过去阿利勃从未料到父亲会对政治问题这样感兴趣。他始终是避免任何思想斗争的大学教授的形象，而突然间，疲惫的、有病的父亲完全变了。每当有人到他这里来，话题总是转到学者们一般都避而不谈的政治事件上去。
“你是个学者，而不是政治家。”阿利别尔特痛苦地说，把罨布放在他的胸前。
“我首先是个人。早就应该把我们学者虚伪的中立假面具撕掉了。你看见吗，他们用高尚的称号掩盖自己的行为，当突然发现他们的研究成果被用来杀害成千上万的人们时，他们会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神色。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傻瓜，似乎连最简单的事情——他们的研究和发现将会引起什么后果——都不能预见。他们十几年来利用卑鄙的手段，不使自己成为共谋犯，而把罪责推给那些不聪明的政治家。如果我把武器交到疯子手中，那么对后果负责的应该是我，而不是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