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从《人民公安报》得知另一谍报小组，即吕出、徐学章谍报小组，在内战中期受刘伯承所派遣，打入胡宗南电台，掌握核心报务，“先后给延安我军情报部门发送胡部绝密军情近千份”。制敌机先，大获主动，他们的工作有多重要？《人民公安报》这篇文章认为，在二战情报史上，如此出色的谍报活动，仅此一例！试看高级将领的反应，即可知一二：“对此，中共中央情报部最高领导人李克农将军曾经动情地评论说，他们的作用顶得上一个师、一个军，应该给他们发大勋章。彭德怀、习仲勋在取得西北决战胜利的扶眉战役之后说，对这几个青年人要黄金给黄金，要多少给多少，对他们在关键时刻起的关键作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这宗谍报战在战史上“仅此一例”，其实，就彭德怀等人的重大反应和激动溢于言表的情形，也极为罕见。
稍加回顾，可知并不意外。淮海战役后期战事进入胶着状态，不断有国民党主力部队倒戈、投诚，又从解放军的部署、攻击方向及国民党处处被动来看，显示其军情军机外泄，兵团司令、黄埔系的名将之花邱清泉就大骂“杂牌都是害人精，关键时刻就倒戈”，实则以优质兵力、优势火力及优等指挥而“吃瘪”，自然要找病灶。随后大突围中，邱氏战死，而被俘后在“功德林”中学习改造的另一名将黄维，事后得知一切内情，那就“气不打一处来了”。就算“富贵无三辈”，也来得太快了些吧！所以被俘之初，他曾愤懑叫喊：“这叫打的什么××仗”，“再打一仗看看！”近40年后的1987年六届政协大会期间，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维向方知今（原79军军长兼湘鄂川边绥靖区副主任方靖之子）说：“事后我才知道刘斐早已私下通共，整个作战计划蒋介石还未看到，周恩来、毛泽东却先看到了，廖运周是老地下党员，第十二兵团每一行动计划，他都报告刘伯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