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
康熙皇帝从治理国家的需要出发，重视经书，尤其重视历史。他从广义上理解，认为《尚书》《春秋》等经传即是史书，因此，《四书》尚未学完，便主动提议将《通鉴》与之参讲。后经儒臣议复，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过于详备，而朱熹所辑《通鉴纲目》,系从《资治通鉴》中提纲分目，摘编而成，“尤得要领”,乃决定从《通鉴纲目》中“择切要事实进讲”。康熙皇帝听讲之后，颇有收获，但兴犹未尽。于是自康熙二十四
年(1685)三月起，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纲目大全》三书，详细通读，“以朱笔亲加点定”“不但错误者悉加改正，即缺失者亦皆增补”。至次年年底，批注达一百零七则，后由翰林院编修励杜讷奏请，经礼
部、翰林院议复，决定交起居注馆记注，以备将来增入史书。康熙皇帝的这些研读心得，先在满文《通鉴纲目》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大约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底或次年年初开始，康熙皇帝决定在内廷设局，翻译《通鉴纲目》,并亲自校阅、注疏翻译文稿，三年如一日，极为勤奋认真。他在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初二所撰《序文》中写道：“朕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务期晓畅无遗，归于至当而后止。立有程课，自元旦以至岁除，未尝有一日之间，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随。迄今三年有余，全集告俟，将镘梓颁行。……凡我臣工，其各殚心观靡，以体朕黾勉法古之意。”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诸臣辑成《御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通鉴纲目前编》十八卷、《外记》一卷、《通鉴纲目续编》二十七卷。其中有未得要领之处，康熙又“亲御丹毫，详加论定”。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钦定《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上起唐尧，下迄元末，仿《史记·年表》《通鉴·目录》之体，编年系月，条列其大事，经纬交贯，始末兼该，足为读史之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