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刘知幾是从三个层次上分析了史学功用的不同情况。《史通·辨职》篇说：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56]
这里讲的“史之为务”同上文讲的“史之为用”是同一个含义。这里所说的“上也”、“次也”、“下也”，是提出了对史家及其所尽职责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作用的评价标准。“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是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编次勒成，郁为不朽”是以传世之作产生长久的历史影响；“高才博学，名重一时”，是史家在其所处的时代发挥了积极作用。三者虽有差别，但都符合“史职求真”的标准；如果“三者并阙”，则无以言“史职”。这里，反映出了刘知幾的史学功用思想，也反映出了他的史家价值观。
《史通》一书所具有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在刘知幾所处的时代是空前的；就是在其身后千余年的史学发展中，亦不曾因岁月流逝而冲刷了它的影响。与刘知幾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徐坚评价《史通》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57]这个评价，就是在今天似也不为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