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斯谟认为人性倾向于促人向上，人性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有理性，“正是理性使人成为人”[40]，也正是理性的存在使教育和训练有了用武之地，教育和训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展人的理性。人不是软弱无力、无能无为的，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种人性观引申到教育上，就使教育成为一件大有可为之事，人的天性为教育奠定了生理心理条件，人是造就的不是生就的，这予教育的存在以莫大的价值和意义，它肯定后天教育的力量，肯定人为的力量，对宿命论、命定论的悲观主义教育观以有力的挑战。人可教也，因人性中含可教之资材，伊拉斯谟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了教育的可能性。他指出，“人的精神是倾向于接受调教训练的”[41]。伊拉斯谟还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如果说树木和野兽是自然长成的，我则认为，人则是后天造就的”，人和动物不同，人不是本能自然发展的结果，“单赋予人以理性这一优势，对人的发展而言，增加了训练的负担”，“人要具有真正的智慧，必须要以受到坚实的教育为前提条件”。显然，伊拉斯谟看到了在存在状态和发展方式上人与动物不同，人是社会的、文化的存在物，不是纯自然的东西，所以人的存在和发展仅依赖天赋还不够，还需要教育的参与。他说人的天性可能是强有力的，然而教育更加有力。[42]这种人性观在教育上的另一个引申意义是，它否定权威主义教育教学方法存在的合理性，人性中有学习求知的资材（理性）和倾向性，外在的强制如体罚等是没有必要的，求知的欲望使人求知时不用扬鞭自奋蹄。